民報的誕生，屈指已滿七載了。此間雖有經過和文本位的「臺灣青年」，及「臺灣」，而進於漢文本位的「臺灣民報」的變遷，但在實質上，純然為我臺灣人的言論機關，代表民意，要求民權，擁護民生，執不屈不撓之筆，抱任勞任怨之心，這是我們自創刊以來，始終一貫，絲毫都沒有改變的根本精神。

民報的根本主張，在乎要望民權伸張，這是眾所共知，不待我們再為宣明，但是因為向來臺灣當局的施政方針，只有株守傳統的同化主義，固執因襲的搾取政策，以致呈出彼此不能相容，上下互相對抗的奇異現象。所謂強權冶下，沒有正理，雖是這個薄弱的言論機關，也屢次遭了禁厄，疊次受了阻害，或遇狂風暴雨，或被左摧右殘，真是備嘗千辛萬苦了。幸蒙同胞熱烈的援助，而且同人也堅持到底，最近碰著時局一轉，遂得打開前程，堂堂進入來島內活動了。若論當局到了今日，才允准我們移來島內發行，都有嫌其太遲。但若由從來的極端壓制政治看來，這回民報的轉機，實在可說是臺灣統治的一進步了。

回顧日本領臺於今，已經三十有餘年了。此間大半是在武人專制時代，專行臨機應變的政策，固無一定方針的可言。及至歐戰告終，時潮一變，總督武官改為文官，地方官治假稱自治，於是始有內地延長同化政策的標語流行，因此而我們同胞先覺之士，也就大起反對同化而主張確立自治了。這種叫聲，當初雖被少見多怪的在臺灣日本人誤認為叛逆思想，但是時變景遷，到了如今，當局已經容認我們的自由議論，這豈不是臺灣統治的進化現象嗎？

試看古今東西的各國植民地統治史的歸結，同化是滅族政策的假面具，自治是共存共榮的秘訣方，鐵證昭然，不容強辯。向來日本的政治家，都是沒有經營植民地的經驗，所以往往有妄想欲實行強制同化盡量搾取的政策。然而近來內外的情勢日變，階級鬪爭的鬧鼓亂打，民族運動的警鐘大敲，若一失了足，必遺千古之恨。況且在日本內地已定實施普通選擧，無產階級也已經起來活動，而提倡制定臺灣憲法的聲浪，在政界上也已日高一日了。當此時局轉變之秋，雖是在此孤小的島地，當局已經順應時勢，而容認民報在島內自由議論了。我們已得在島內發揮獨特的言論，當然是要嚴守公正的態度，務期表現四百萬臺灣住民的真意，論評社會上百般事物的是非，報道內外時事的狀況，向臺灣自治統治的正路而奮發一番，勇往直追，只求達到唯一最高的目的而後已。

本來臺灣銀行設立的主旨。是在乎開發臺灣的經濟。發展南洋的貿易。而其組織是半官半民的。而其營業範圍又極廣泛。不但是臺灣的中央銀行。而是兼營商業銀行。匯兌銀行。拓殖銀行。勸業銀行的義務。可說是特殊的百貨店式的銀行。又帶有補助臺灣統治的使命。

臺銀既然這樣掌握了臺灣經濟的中樞。又帶有幫補臺灣統治的任務。那麼臺銀當事者們。該要十分慎重從事。嚴守本份，忠實盡職。才不背其存在的意義。而且監督官廳的方面也要嚴重監視。勿使其跑入邪路而墮落迷途。才不妨害臺灣的開發。這是理所當然。不待我們多辯。

論理雖是這樣說。但徵諸事實。乃大有不然。在寺內內閣的時代。就奔忙於對華借款。供做軍國主義的犧牲。忘卻自己本來的面目。其後又無視了自己的根據地。專以日本內地為營業的中心。吸收銀行間的短期資金。供給政商去亂用。只為一個鈴木就損失了三億餘圓。所以鈴木一倒。自身也就一落千丈了。遂致惹起了內地財界空前未聞的大紛亂。爾來政府雖是拚命奔走救濟，填補數億圓。但是臺銀的滿身瘡痍。若非待十年廿載之後。實在難以恢復其原狀。

日本政府看見臺銀這樣的背信而牽累著內地財界那樣的恐慌。乃設置臺銀調查會。欲大施外科的手術。削減其資本三分之二。縮少其各地的營業。甚至連其發票權也有剝取的提議。這是臺銀自業自得的因果報應。莫怪政府的嚴責了。

照上述看來。臺銀三十年間的歷史。名為開發臺灣。其實是做帝國主義的代辦機關。多以內地人利益為本位。最近竟忘卻了臺灣的根據而變做內地本位的銀行。所以臺銀的興廢。可謂對於我們大多數臺灣人是無直接的影響。不過是那班極少數的御用資本家隨其浮沈罷了。這樣「臺銀興廢於我們無關」的看法，實在是變態社會使然的現象。

我們臺灣人現在的境遇。既無經濟的主動力。又無政治的參與權。雖是想要矯正臺銀。督責臺銀。固是萬不可能之事。假使臺銀興於我們也無大益。而臺銀廢於我們也無大損。故對於這回臺銀的整理。我們只有各持消極的態度。那就可無大過。而留些餘力。可向政治方面去積極的進取了。

總之。在日本的現狀。政權可以支配經濟。然而經濟力未必盡能左右政權。況且我們臺灣人的現狀。政治經濟二者都還沒有甚麼能力。所以若非先從政治方面要求自治。終必難得經濟自主。苟無經濟自主。豈有擁護內地人本位的臺銀的必要呢？

日本是立憲法治國，所以照立憲法治國的原則，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是獨立的。所以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政治，當然也非照立憲法治的原則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不可。但是向來臺灣的總督政治，是以一個總督總攬三權，完全與專制時代的獨裁政治無異，所以現在臺灣這樣的總督政治，是違背立憲法冶的根本精神。

然而臺灣雖是在日本統治之下，但是因為臺灣本來的民族是與日本民族不同，實際的政治施設非特別參酌臺灣特殊的民情風偺不可。因此不能以為本國的延長，而一切的政治施設自不能够與本國一樣，就是向來臺灣的總督政治也是從這點的根據出發的。而對現在的臺灣統治的方針，要取同化或是自治已經議論是一定了。

如向來的六三法案的期限制限撤廢，這就是承認臺灣的特殊事情的永遠存在，這樣的事實不但是在政治上，如最近對臺銀整理的問題，在臺灣的日本人希望臺銀發票權的存續，明白是主張臺灣的經濟自主，何況現在日本的政黨中，也有主張制定臺灣憲法的了。以這幾點看來，對臺灣統治的同化不可自治當然的結論，已經是殊途同歸了。於是乎在臺灣當面的問題，是在尊重特殊事情的政治有沒有遵照立憲法治的原則而已。

立憲政治的要諦是在尊重民意確立民權，所以在現代的立憲法治國，不但是立憲機關要給人民掌握，就是行政司法的機關也已經給人民參與了。照這樣在立憲法治下的臺灣當然也要設立議會，給人民掌握立法機關，同時行政司法也要給人民參與才是。對於這樣的施設不但我們自早就主張了，就是以臺灣的現狀看來，時機也是已經過熟，所以若不順應民眾的要求及時施設，到後來才要反悔恐怕就遲了。

在這時候怎又有什麼總督府評議會復活的議論，那個是慣行假裝民意的田氏手製的要來魚目混珠的，不但沒有決議權並且評議員又是官選，所以完全是不成體統的。那個不但是我們不能够承認為民意機關，就是伊澤氏以來的總督也無視了。如此一至於今可說是在無形中自然消滅了。這樣的假裝民意的機關，任是如何復活，也是不值一顧，所以我們也不再檢討過去的功過如何，不過在這時我們只可反對說，那樣做裝民意藉稱代表的非議會，若非改造為民選議決機關，是有不如無的。

於我們當面的要求，是主張說非遵照立憲法治的原則，制定臺灣特別憲法，確立三權的分立，設置有決議權的人民普選的自治議會不可了。

去十八日在總督府開催的地方長官會議，是上山總督蒞任以來頭一回的。會議的狀況十分秘密，所以外人不得而知。今就總督的訓示而論□中有一節「臺灣統治的本義，在乎奉戴一視同仁的聖旨，以民族融和為中樞，期文化與經濟之併行併進。」又有一節「本島之於帝國地位的重要，與年俱增，所以要上下一致，協力邁進於共存共榮的實舉，這是本島住民的責任。」就這兩節也足以朦朧窺見現總督之治臺方針，是注重在民族的融和，其實現的方法，又似乎著眼在共存共榮的一點。

可是這樣的說法，斷不是始自上山總督，回想歷代的總督，莫不是和上山總督同一口吻，說的堂堂皇皇足以令人傾聽。及觀其成果，不特沒有實現，反要現出種種反比例的作法，因此這種一視同仁，共存共榮，內臺人融和等的成語，已經變做臺灣官僚一種的口頭禪，誰也不去理他了。但是時代的潮流，促進了臺灣人的自覺，現時在要求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機會均等的聲浪澎湃於全臺灣，恐怕如從前羊頭狗肉的政策，是不能够完滿統冶臺灣了。那末或者向來一片的口頭禪，將變而為名實相符的□□，而實現於上山總督的時□□□一定？

民族融和的標準，須置在利害一致，機會均等，換句話說，就是共存共榮。至於兩民族間的特別事情固有文化，是不可不尊重的。倘是執著征服者統治被征服者的偏見，一定要抹煞異民族的個性，使其同化於母國，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同化主義是臺灣傳統的政策，因為要實行同化政策，所以很輕視臺灣固有的語言，風俗習慣。反之極力提高臺灣在住內地人的日常生活，要做臺灣人的模範，以期同化主義的實現，內臺人融和之所以不能實現者，著實基因於此。

試想，要提高內地人的生活程度，豈不是要用保護政策，特別擁護嗎？臺灣所有的利權，應當是臺灣在住者得以均等享受，這方才能夠適合共存共榮的原則，倘若特別擁護內地人，則臺灣人便失了機會均等，沒論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要立在不利的地位，相形見拙，民族之觀念油然而生，相仇視之不已，如這樣，何有融和之可言？加之，內地人既然得了當局的特別擁護，事事自然是要立在上方，於不知不覺之中，把民族的優越感增長到十二分，對人接物莫不發揮其優越性。在這種的狀態之中，民族的融和斷難實現。

總而言之，民族的融和，不特是為政者的理想，就是被治者的臺灣人也很希望的，可是為政者須曉得撤廢保護政策，內地人要放棄優越觀念，本於共存共榮的精神而努力，庶可以收有終之美。

臺灣島內一切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施設雖是還沒周至，但是本年度的預算也將突破一億圓的巨額，而明年度的總豫算現在也於財務局編成中，總預額聽說概要一億一二千萬圓，比較本年度的是要增加很多了。但是還不如其歲出歲入的內容，所以具體的批評還是無從下手，究竟有何新規的事業而增這樣的巨款？總是觀察本年臺灣的經濟界是有漸趨衰微之勢，在預算的編成者不知道有沒有關心及此，而行適當的增減嗎？這是臺灣人所共懷抱疑問的了。

凡一切的政費的用途都是為政者所認為必要的，故此在歲出上要望有餘裕，這是當局者的心理，但是國家與地方歲費的負擔者是人民，要輕減負擔這又是人民當然的要求。所以在這裡負擔者與開費者的關於歲費的增減問題，常有意見不一致的。故此國家與地方的歲費的預算，都是要開費者編成後經過負擔者的協贊才行的。這在往時的專制時代姑且勿論，在立憲法治的國內都是如此。

但是臺灣總督府的預算究竟如何？歲費的全部盡是臺灣人負擔的，然而其收入支出不但是沒有經過臺灣人的協贊同意，並且連其內容也是臺灣人不得而知的，這樣的官定一方的預算，比於專制時代無異，人民對於租稅的負擔也是與專制時代一樣了。既然在於豫算上沒有協贊添削的權利，就是在每年的歲計決算也沒有接納報告和監查質問的權利了。這樣的收稅不要人民同意，歲出入的決算也不要報告人民的政治是違背立憲的精神的。故此在歲出入土自然要多冗費濫開的弊害，其結果就是多負擔而少功效了。

因為在預算上臺灣人沒有協贊的權利，所以年年不但忍耐負擔歲費，然而所支出的用途與臺灣人利害相反的也自不尠，這豈非不合理極了嗎？在這專制獨裁的治下雖然是不能抗拒負擔，但是也不能永遠只在有義務而無權利的地位滿足吧！雖然年年有經過中央的議會，但是歲費是臺灣人負擔的，不消說是與中央議會沒有關係，倘使經過中央議會也不能適合於臺灣的事情，所以這樣的預算確是無視臺灣的民意了。雖然這樣的預算是不能承認，但是概然又沒有方法抗拒，然則只剩的一條路，就是奮鬪力爭求設真正的自治議會，在這個議會不但掌握立法，也可把著預算的協贊與監督權，如此才得實現適合民意的歲出歲入了。

余之蓄志漫遊於今十有八年矣。爾時攀龍十歲猶龍九歲，率之留學東京則發此大願，謂二子若能俱畢業大學，卽率之同作歐美漫遊，幸能循序漸進，所願得償，攀龍一昨年畢業帝大，猶龍昨年畢業商大，卽欲實踐吾志以作環球一週之遊。無如公私諸事為所覊伴，遲延至於今春，略為處理就緒，乃向當局請給護照，及定購船票諸事，諧同志聞之，多不欲余之長期旅行，咸勸中止，余因是而猶豫者累月，繼思若失此時機，以後恐無得償吾志之一日，而攀龍在倫敦又常來書，企望余之速往，於是途仍進行豫定之計劃。不意三月二十一日，與五弟遊山，偶因不慎，以致墜驢傷臂，不能擧箸者月餘，常惴惴焉，恐此臂若不能遽疹，則遠遊之計劃必將中輟矣，幸而漸次稍愈，將近出發之期，忽有臺灣銀行海外支店休業之事，於是不得不待其此後之情形如何，及至五月九日，其休業三週間之期已屆，乃向該行交涉海外涯金，幸能如意遂決定十二日由臺中出發，因許多之曲折，又兼行李匁匁，以致諸戚友處，多未能預先一一告辭，深以為歉，反蒙諧親友及蔗庵督憲，各以盛大餞別筵，以壯行色，使我愈增抱歉不安。

十五日率次男猶龍發臺北，五弟等十數人，又特送至鳳山九船中，鑼聲一響，道聲珍重，雖曰萬里壯遊，亦不禁悵然久之，十時船發基隆，漸行漸速，直望至岸上人影已看不見，惟見青山一髮，煙樹朦朧，俱含有無限惜別之意焉。

是日風平浪靜，船中無一偃臥之人，父子同居一室，船中之人又頗多相識，時來談笑，殊不寂寞，十六日九時船抵廈門，旭初來船中迎余到其寓，一家老少咸集，詳問臺灣近況，暢談兩時餘，午餐後閒行市上，廈門街路之狹隘與汙穢，堪稱為中國第一，近來警察當局與市政會，籌街道改善之舉，方着手折家屋築消溝，經已造成者約數十丈，有一老媼，僅有住宅一所，頗不惡劣，亦在折毀之列，不得當局一文之補償，以致憂憤而死，其家人正為之燒紙厝，欲使其在陰間永有大廈可居，免似陽世有折毀之虞也。

街道改善實為必要，然人民之補償亦不可全無，以廈門貧弱之財政，那能負補償之責任，然旣認街道改善為必要，不得已，犧牲少數以利益多數，此點或堪原諒，非如擁强權視人民為草芥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市街之上有以亞鉛板大書高掛在電柱，曰「光緒十二年英人侵佔我緬甸」「光緒廿一年日本割據我臺灣」，下書「通俗教育社」其所以為此之用意何在，余不敢遽斷，然凡民族運動，必受外界之壓迫，至於不可忍，而民族之團結，始能成功，今方民族運動之初期，故用此以喚起國民之覺醒，是以排英排日之風潮日有所聞也。

臺人之在廈門者，約有六七千人，其中亦有少數流氓，日行非法之事，時與廈人衝突，廈人恨之稱曰臺匪，以致臺廈感情日壞，近年來當局取締緊嚴，流氓絕跡，今幸相安無事，實為可喜。三時返鳳山丸，木土鼎禮諸君等，來船中暢談，六時發廈門，十七日抵汕頭，終朝降雨，又聞是處尚在戒嚴，故不上陸。

十八日抵香港，省翁兄弟父子來至碼頭相迎，先到東京ホテル少憩，然後同到其寓，談別後十年之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