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解剖中國的時局，須研究一下各派軍閥的思想為先。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等所抱的思想，斷不是要為中國人民造福的，無非是以自己個人的利益為中心點。他們在來為擴張自己的地盤起見，無端惹出許多的戰爭，分明不是為國為民，這層也不必多說了。我們可以斷定，他們一律是屬在封建派的軍閥吧了。

其次蔣介石是奉三民主義的，他的軍隊，又是有主義的兵，我們不管三民主義的理論如何，所謂民族，民權，民生的思想，遠勝過那些封建派的專制主義多多了。最後就馮玉祥說。我們曾在北京嚮導誌（ Peking Leader），讀過他所發表的思想，不外是左記三條大綱。第一，建設真正的共和國。第二，增進自治權。第三，維持國內的平和。因此我們也可以斷定，南蔣與北馮，同是屬在民主派的軍閥。

我們大畧分析中國的軍閥，既然有這二派的思想，我們便不得不注視他們的盛衰興亡來了。如果將來是封建派戰勝，則中國人民的困苦，一定沒有超生的一日。如是將來是民主派戰勝，則中國社會的改造，想必可以計日而待的了。我們因立腳在這個觀點，看見這回北伐軍的成功，老實和在來的奉直戰不同，確信是中國革命軍以來的大事件。

廣東軍這回的戰勝，分明是表示中國新勢力的勃興和舊勢力的凋落，換句說，便是新中國的黎明期到來了。廣東國民黨提倡的三民主義，好久已侵入中國青年的腦筋，況且海外的華僑，國內的農工商階級，大都是遵奉這個思想的。如是，我們洞察戰勝的由來，斷不是一朝一夕生出來的。我們看見學生軍的奮鬪，民眾的聲援，豈不是好久的訓練與宣傳的結果嗎？

對付中國這般的時局，日本內地的言論界，大抵主張不干涉主義，外務省也聲明這個態度，這確實是賢明的處置。萬一若在暗中援助封建派的軍閥，那就自然能造出中國民眾的仇怨，結果不是永久的大計。故我們為將來日華兩國的親善記，當然是排斥干涉而贊美這個嚴正不干涉主義了。

臺灣自歸了日本帝國統治以來，當局所實施的文教政策，對於移住的本國人則採用積極主義，勵行和本國同樣的教育制度，對於新附的臺灣人則固執消極政策，只在最小限度內，授以低級的教育而已。似此同一地域之內，因民族不同而施行二元的教育政策，其欲望統治的成功，未免太淺薄之見了。

大正十一年二月改正了臺灣教育令，連結日臺人二元的教育，系統，歸納為共學制度，除起初等教育而外，都和本國的教育程度沒有大差。由表面上看來，對臺灣人的教育上似乎大有進展的希望。但徵諸事實，非獨不然，而且要生出許多的疑問。

試看初等教育的實況，大正九年學齡兒童就學比例，日本人兒童百人之中，就學者有九十七人九分，而臺灣人兒童百人之中，就學者僅有二十五八一分。及至大正十三年，學齡兒童百人之中，日本人就學兒童有九十八人二分，臺灣人就學兒童依然不過是二十八人八分而已。可見日本人兒童早已達到和義務教育一樣的程度。臺灣人兒童則在此四年間只有增加百分之三而已。照這樣看來，臺灣人欲希望教育的普及，宛若企待黃河之澄清。

更就中等教育而言，本年三月中等學校入學志願者中，平均日本人男二人二分合格一名，女一人四分合格一名。臺灣人則男七人七分僅得合格一名，女二人三分合格一名。由此觀之，操臺灣語的公學校臺灣人兒童，使其與操日本語的小學校日本人兒童一樣的競爭考試，其負担的輕重已大不同，其勝敗的運數也已前定了。就這樣看來，臺灣人要望教育的向上，真是難之又難了。

總而言之，臺灣人的初等教育既停滯而不進展，臺灣的中等學校又大半不得不讓給日本人去利用，此即行統一的教育令之名，而收二元的文教政策之實了。當局若不速應時勢而改為一元的積極政策，則臺灣人的教育前途，不但沒有普及和向上的希望，而日臺人的共榮生活，也終無實現的一日。

近聞當局，已決定將內務局的文教課，分離為獨立一局。當此臺灣教育行政增進一步的重要時機，我們在此不得不吐露以上逆耳的忠言。

在廿世紀的現代，須要尊重民權，消除吏弊，沒凴行政官的憎惡，而濫禁人民的自由，纔可說是真正的文明國家。如在臺灣所施行的浮浪者取締法，乃是專制時代的遺物，為助長警察耀威的武器，至今還沒有廢止而使其存在，真是民眾的進步上的一個大障害物了。

這個惡法，是起於明治三十九年律令第二號，于大正九年曾改正一次，而且經過非民意的總督府評議會的同意：人民之中，若有牴觸了同法的第一條第二條，便認為浮浪者，押去收容所，並且沒有規定期間，可任意拘束他們的自由。像這樣的酷毒處置，不過是僅依了地方警吏的報告去决定，並不是有根據何種犯法的行為，所以不僅會招到行政上的損失，而且也大悖了法治國的精神。

試擧最近的實例來說：如通霄庄是個人文發達的地方，常開文化講演，以啓發民智，這本是有覺悟的民眾所應盡的責任。不料警吏竟因此忿恨，而乱為報告，如九月末，竟對熱心文化運動的詹炎山氏，施了行政戒告，致惹起該地人士的公憤，將開庄民大會，以糾彈其不當的處置，而本人也要向總督訴願，以恢復人格的自由。行政戒告，就是要押去收容所的前提，推想其為這樣的擧動，無非是要藉此以表示警官的威風，使一般人皆唯唯諾諾，沒有敢為文化運動，願去做那無自覺的奴隸。第一條的行政戒告，是以無一定的住所或無職業，而且有害於公安的，纔能適用這法。然像詹氏本有相當的職業，又有一定的住所，而且極好為公盡益的人，竟以行政戒告處分他！這豈不是暴露警吏的濫用職權的一個好證嗎？

由這點推察，自昔至今，施行這惡法，而又付與下級官吏的這樣大權限，用來拘束人民的自由，以致官民不和，弊害百出。這種責任，當然是要為政者去負擔，並且宜要速速反省，撤費這種差別的非人道的取締規則，然後臺灣的前途，纔會有赫赫的光明。

上山總督就任以來，雖有傳說從前的官吏全不變動，但島內的大官之中懷抱不安者實在不少，而地方的小吏則反有待變動而升進者甚多。所以臺灣官界的空氣一時因此而起了動搖。

大凡欲料理世間事，無論在官界或在民間，若欲展施其經綸，發揮其手腕者，一定要有同心恊力之人的帮助，才得實現其經綸。至於帮助他人料理世務的人，也要希望能相信賴的主腦者，始能發揮其手腕。這是人情自然之理。故雖有上述的傳說，而臺灣官民皆自早就有意料這回官界的變動。

這番的變動，不過是因為財務警務二局長辞職及文教局的新設，致有升補轉任幾個的高官而已，並不能看做是上山總督要展施其經綸而實行人事政策的表現。故吾們也不能生起甚麼期待之心。但其中稍可値人注目的異動者，即升任府屬李讃生君為郡守之一事。

大正十年二月初代田文官總督之時，已有標榜臺灣人材登庸之名，發布特別任用令開了地方理事官郡守特別登庸之門，而終未擧用一人。至伊澤前總督時代也有登庸臺人為郡守的風說，但也未見其實現。至今已閱五載，始得擧用李君一人為郡守，這豈足謂為臺灣人材登庸之實嗎？若論現在的日本人郡守，也大多數是特別任用的，吾們臺灣人中現在有適合於特別任用令的郡守資格者豈只李君一人嗎？吾們確信現在的臺灣青年之中，比諸現任日本人郡守的材學毫無遜色者必尚不乏其人。

雖然，有勝於無，此去當局如有誠意欲登庸臺灣人材，以期臺灣統治的圓滿進行，吾們非但不咎其前非，而且要再進一言。希望今後對于臺灣人的適材，陸續採用，使其能得奉公之適所，那就日臺人的聯繫，必能加一層的密切，而臺灣的統治，也定會進一步的安固。設或不然，若只欲任用一個郡守以作臺灣人材登庸之實的粉飾政策，在五年前或者可以瞞騙過去。但到了今日的臺灣，吾人已不能漠然而歡呼稱快了。李君做了郡守這實在是很可祝的，臺灣人佔了一個地方牧民官的地位這也算是很可喜的。但臺灣人被治了三十二年，至今始得做了一個下級牧民官，若想到箇中的事實，那就使吾們欲祝不得而欲喜不能了。

臺灣統治上的方針是偏重外觀而輕視內容，不但一切的實際上的施設注重形式的設備而輕忽內容的充實，就是在教育行政制度上也是如此。如從來總督府官制中警務財務交通等就並立為局，獨文教行政就被輕看作內務局的一課而己，這就可知道是重看外觀而輕視教育了。如此，因為文教行政的機關不能够與其他的並立，所以教育上的施設自然不得與其他的並行了。

所以三十年來的各樣行政都很整齊，而獨教育方面並沒有什麼改善，至近來因為時勢的進步和民眾的自覺，已經是在要求完全的教育，不容如前的模糊過日了。又一方面藉名於共學，以臺灣的大宗經費要開辦臺灣大學了，在學制上也已昇高了，所以在教育行政的中櫃機關也不得不昇格了。故此將向來歸屬在內務局的文教課昇為獨立的局，這是當然實現的事了。

久在難產中的文教局已於本月十二日產出來了，於是乎，文教方面的中樞機關在官制上却也和其餘的行政一樣了。局內的配置除從來的學務課及庶務係之外，新置督學室和社會課，而所執掌的事務，督學室是重在實際上的教育的指導和內容的改善充，社會課是重在社會教育及社會事業的施設指導。在形式上文教行政的機關及配置却有整頓進步，但是我們對文教的期待並不是在官制的整備和事務分掌的煩雜，倘若對臺灣教育的實質，沒有相當的改善和充實的時候，雖是多增人員多開經費也無用的。

所以此後文教局的使命，是要將向來的面目一新，一掃教育界的缺陷而重整內容才是。不但是在督學室內所列的事務要緊，比於社會課所掌的社會教育事業更緊要的，就是速施義務教育於臺灣為最大的使命，又且是燃眉的急務。如果文教局新設後還是不得實現義務教育的施行，則所標榜的教育上的充實改善都是空言的，雖是在官制上的機關昇格，而於臺灣教育的實質上却是無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