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教育的進步，民智的向上，可說有旭日昇天之勢。泉哲博士曾說過：『像臺灣這樣文化發達的地方，一般的人民向沒有參政權，實是世界植民地中罕有的異例。』

植民地住民參政的問題，在統治植民地的政策上，算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們平生對歷代總督的期待，無非是决定這個根本政策為最重要的。然而這個大問題，將來非有大政治家的出現，或是為時勢推移所迫，恐怕難得客易解决了。

我們對上山總督頭一個的希望，並不是這樣的大奢望，不過要望其急速許可臺灣人在本地刋行報紙而已。臺灣的文化旣有這樣的進步，當局尚不許可臺灣人刋行報紙，這可不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怪現象嗎？朝鮮現在已有三個的日刋報紙，數十種的週刊，旬刊，或月刊的雜誌，比較臺灣的現狀，連一個臺灣民報，也不許可在臺灣發行，真個差之天壤。植民地間的差別尚且如此，怎樣能使臺灣人願意忍受的呢。

若許可臺灣人在臺灣刋行報紙，一來可以隨時知道臺灣人正確的主張，二來可以直接廓清政治上種種的弊害，這對於臺灣的統治有多大的利益，是不用再說了。上山總督若有意為臺灣人造福，非由這方面着手不可。若然，我們才能理解新總督的心事，信賴新總督的誠意。總而言之，我們對上山總督頭一個的希望，並非革新統治政策那樣的難事，只是天公地道的要求，又是總督權限之內，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了。

上山總督如果固執在來的方針，聽左右人的謗言，拿色眼鏡看待我們，而不能决斷這層，我們便難得信任總督的白紙主義了。我們臺灣人對新總督的態度，現在也是取白紙主義，若能速許臺灣人刊行報紙，那就會使臺灣人感觸好印象無疑了。

臺灣農民組合的成立、以蔗農協會為濫觴、而農民的爭議、也以蔗作爭議為嚆矢、所以那二林爭議可以看做代表二百餘萬農民的利害。一方面顯明現在社會組織之偏於少數資本家、他方面証明農民已不容其再和從前一樣維持下去！正是「一葉知秋」的了。

最缺乏社會教育、而最富於傳統觀念的農民、能共同一致的緣故、不消說是他們的生活條件已經降到飢餓線下、不能維持其口腹、任他們終日勞苦、猶不能改善絲毫。因為這生活不安的共同利害、遂使他們為生存計、擯除一切的阻碍、而毅然蹶起一致團結的了。或說是一二社會運動家為之煽動的、未免太不識時勢之推移了。

考察這回蔗作爭議的經過、我們確信是林糖當事者的不識時勢、和警官的措置失宜所致的。林糖當事者想要依舊不講價先刈蔗、雖遇有二三社會運動家提倡反對、若藉警官的威勢一喝、那多數的農民便唯唯諾諾了。本來資本家要和勞慟者利益相沾才對的、藉警官威嚇農民算是第一層的錯誤哩。警官受林糖的懇請、以為擁護少數資本家、便是維持公共的秩序增進社會一般的幸福。這就是第二層的錯誤哩。

所以二林事件的衝突、未必全是農民的責任、而林糖當事者和警官未必全無責任。單單起訴了農民、將其他的責任者而置之不聞、到底是否適當之處置呢？我們尚且對這衝突看做騷擾罪之点、不得不抱着無限的疑問、若是把他做騷擾罪處置、恐怕農民終沒有出脫的日子了。微弱的農民對於有力的資本家、若不以多數團結之力、怎能實現他們正當的權利呢？

我們最盼望賢明的判官諸公、對此純然的小作爭議事件、以公平冷靜的態度判斷、而下了適合時勢的判决就是了。

近來在各地的小作爭議之中，最堪值人注目的是新瀉縣的小學兒童罷課問題。此事是因為本年五月地主請求執達吏去阻止小作農民的耕作，農民極力反抗這種無理的辦法，遂致造出公務妨害之罪名，一時受虧入獄的農民共有三十多人。因此而該地農民組合大為憤慨，决行小學校兒童同盟罷課，另設一個無產農民小學校，專收容罷課兒童，和村立小學校分離教育，分明階級意識，認清鬪爭精神。這是近來社會運動的一大問題。

無產農民小學校創設之後，成績頗有可觀，經營也很得力，故該地主都莫不抱不安之念，官憲也大費種種的苦心。近因該地教育當局和中央政府議定對付之法，即命三松知事，與該地農民組合幹部接洽，約束欲盡力解决此爭議並許設立高等農民學校為條件，而使農民自行解散此無產小學，聞農民組合幹部已有承諾了。現在此問題可謂已告一段落。

現今的農耕制度，若不根本改良，而小作爭議是斷不能制止的。但因小作爭議以致學童同盟罷課，使純潔無垢的學童腦裏，注入階級意識，刺激鬪爭思想。利用這種根本的持久戰法，由無產者方面看來，算是當務之急，由有產者有權者方面看來，可謂大禍之根了。

我們再進一步，細察現代的教育組織，甚容易發見其為特權階級的宣傳機關，擁護有產有權的階級，掩飾强凌弱，讃美劣從優。故無產無力的階級，處於今日的時勢，當然會猛省起來反對此偏重特權階級的教育政策。這是勢所使然不足為怪的了。

這回的無產小學問題，雖已解决，但政府的教育方針，如不改為專主於完成平等的人格，那就恐怕階級學校問題和小作爭議問題將要永結不離之緣了。關于此点，尤以我臺灣的教育政策上，更多要考究之餘地。我臺灣若要論到階級學校，必先打破民族優劣的偏重教育，要打破民族的偏重教育，須先根除征服思想的治策。凡此種種的問題，有心人當不能再輕忽而看過的了！

在物理學上動與反動是相比例的，在政治學上亦然，治者愈壓迫而人民愈加反抗，這是東西古今不易的原則。

現今所謂治者之中，不曉得以德服人，而偏要以力壓制，以致生出難題的不尠，就中最甚的莫如臺灣的警察界。在這平和無事的臺灣社會常常惹起風波大都是庸吏自擾的居多，因為臺灣的警吏不但是行壓迫，而且對於容易激奮的民眾反要取挑戰的態度。這好像向很有爆發性的炸彈點火於導火線一樣，炸彈的爆發是必然的結果。那末責任在誰？豈不是在点火的人？豈不是在挑發的警吏嗎？

如這回的二林蔗農與林糖爭議事件，照公判的事實審理和辯護人的辯論，明白是警官偏袒一方面壓迫他方，更加以拔劍的挑戰的態度誘發起來的。幸得民眾還是冷靜，才不致惹起大事。雖是事後警察的責任是難逃脫的，但是我們對這樣危險的挑戰的態度，是絕對要排斥的。

自二林事件以後，警察界應該是要一大猛醒，但是在固陋寡聞的鄉村警察，還有很多動不動就要持其挑戰的態度以對待民眾，這實在是極其遺憾而且極其危險的事了。聞近來在苗栗郡警察界這種的通弊最多，而通霄分室更甚。自九月十一日起的文化講演數天連續解散。如第三夜以後不但僅說開會詞一句就被解散，甚至就中有私服的警吏對將退散的民眾用洋杖乱打，以致傷害數人，這幸得鄉是間的聽眾頗持冷靜，不然那就難保不發生問題了。

我們對地方的治安上最忌警察與民眾的反目，但是像這樣傲慢的挑戰的警吏，倘若不改變其態度而以誠意待人，不但是不能够融和感情而且會使地方生出不安，雖是要維持官威，也不得不尊重民權。對于此點，不獨當事者要再三反省，而當監督的責任的上司也要就速嚴重警戒，以防惹事於未然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