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世界各國植民地之中，與我臺灣文化程度相等之地，都沒有一個地方不給其住民參與政治，這是現在植民政策學者異口同音的斷語，然而通天下皆無，惟我臺灣獨有，這種傷心事，到底是誰之過呢？

本來日本的政治家，因受了島國生活的影響，多是狹量淺見，患得患失，故統治臺灣，汲汲乎惟利源是圖，對于臺民，只知以力服之，而不知使之心服，所以治臺三十年于今，財政已漲至一萬萬圓，東西兩部鐵路也己貫通，展覽豊富產物，創設專門大學，到本國大宣特傳，說是臺灣富源無盡藏，請本國人快來作威享福，然而回看對于臺民則怎麼樣呢？非但利權不肯放手，倒要吸收勞農膏力，限人教育，限材採用，稅金儘可多納，政事不準過問，如有要求參與島政，則謂時機尚早，請設臺灣議會，則謂恐碍延長，這樣政治，只是統治臺灣其物，並不是統治島民之心，還有什麼「治臺以住民為對象」的可言？那里有「謀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形跡？但物的統治是一時的，心的統治是永久的，不務永久而貪一時，吾們敢信斷不是日本帝國百年的大計，然則這是不是當路其人之過呢？

原來臺灣的住民，多是慣於經濟的生活，對於政治不甚關心，近年因感着經濟生活的脅威，加以受着世界時潮的衝動，故若不以此島為永久住地，就無話說，旣然想要戀着故島生活，那就不得不驚醒起來要求永久的生存權了。雖然已知驚醒起來，但大部份却還是畏難苟安，缺乏進取氣象，所以給偏見政治家錯認為不足輕重之物，而可以弄朝三暮四之策，因此而很阻碍了日臺人的共榮生存，這莫非是我臺民自己努力不足，不要怪人家不施恩。故我臺民雖被人看做天下獨一的蠢動長物，究真自己也要引受幾份之過。

總而言之，其過無論在當路或在臺人，這種不合理的怪像，斷不是日本帝國之福，又不是臺灣住民之福，旣知不是福，那總要及早改造，赶快革新，這就是有心人的一大急務。

臺灣東部的平野，不過是夾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又由高峻的中央山脈奔流出來的秀姑巒溪，花蓮溪等的溪流，都被海岸山脈攔阻着，不得一直地跑入海中。因此，這些溪流所佔的溪埔很廣，時常有洪水汎濫之虞。這中間可以耕作的士地，總不過七萬甲左右而已，此中旣開墾做田園的約有三萬三千餘甲，其他大半未開墾的，不是溪埔，便是不毛之地，若要開墾這些土地，不得不費多大的勞力。又東部地方一面勞資比較的貴，一面地價很賤，設若把這些土地「拂下」與資本家開墾，不但不見利，而且有大損。

內地人中，一部份有倡道，把這土地，做獎勵內地移民的根源。這說似乎有理，其實卽不然。在來於花蓮港廳的官營移民，計共有六百七十七戶，自明治四十三年，至大正六年，總督府直接所開支的費用，總計二百四十餘萬圓。一戶平均參千五百來圓，若合算其他的間接費等等，一戶平均約有費了七千圓之多。又現在該移民村的土地，在東部是頂好的，交通又頂利便的，其結果尚且如此。由經濟上看來，將來內地移民的計畵，斷斷是不行的。

東部的狀况雖然如此，但當局從來的方針，把東部未墾的土地，除掉許可「拂下」與一部份資本家，及幾個內地人以外，全取閉鎻主義。到了現在，好的土地已沒有了，然而還是不許可本島農民去開墾，這便是東臺灣的開拓遲遲不振的大原因。此後，資本家不能有利開墾，內地移民不能成功，然則如何其可呢？我們的主張是很簡單，不外土地自由的開放這條路，便是開拓東臺灣的捷徑。

本島農民對於土地的開墾這層，可算是天才，爾看西臺灣的平野，不論溪埔，山隙，都是他們的血汗所開墾出來的。當局若放棄閉鎻主義，把東部的未墾地，自由開放給他們去開墾，也不要保護，也不要獎勵，他們便陸續而來。如此，不出六七年，予測把荒草茫茫的平野，會變成一片膏腴的美田。

英國某農政學者有說道，「所有權會把砂土變成黃金」，這句話也可以適用於東部的開拓法。本島農民平生何等勤勉，何等節儉，這二件的武器，使之無用武之地，即國民經濟的損失，莫大乎此。

通覽過去植民地的官吏，往往因為要保持自已的威嚴，致演出害民的行為，而沒有絲毫忌憚，或因為要袒護本國人的利權，就也顧不得土著民的幸福，而任其唾駡了。但在植民地，若得了賢明檢察官，能體公道，無存偏見，以廓清一般的罪惡，雖是有上述的苛政，却還可以緩和民眾的怨衷。反之，檢察官之中，若不能求得賢明的人物，常常誤信了下級司法警察官的糊塗報告，忍使無辜的人民受了長期的拘禁，這就倒成了民眾的怨府，而有很大的惡影響了。

然檢察官的責任，旣然屬這樣的重大，對於處理事務的要諦，若沒有理會，那裏會做到賢明檢察官的資格，像新到植民地的檢察官，容易受了舊官僚的餘弊，豈不是沒有徹底檢察事務的要諦嗎？甚麼是檢察官的要諦，對於刑事被告人的犯罪搜查，就是宜要有慎重的態度，和有緻密的注意，並且要審察事實的真相，而分別了正與邪。關於處分的時，不僅着想於被告人一身的事由，更宜要考慮有影響於社會與否，其措置要公明正大，不可存了民族的偏見，斷然不肯昧了良心而庇護官吏，這纔無使民眾生出疑念。又對於訊問之時，總要以叮嚀親切為主旨，付與有利的陳述之機會，這樣做去，無智的人民，總得依事實陳述，沒有受威脅而吐露不實之言，當然是可齎到良好的効果。

在臺灣的檢察官人格如何，有沒有徹底理會檢察事務的要諦，我們暫不去論他。而就現在的惹起了公訴的事件看來，可說是非常之多，或有關於富者和貧者衝突，或有人民和官吏的相爭，其間也很有受過莫大的苦楚，而長期間受了拘禁，這能保証其槪是公平的處置嗎？現在的制度，還是沒有發達到極点，對於被告人所受的多大損害，沒有得要求賠償的制度，真是堪為抱憾。在此時我們不得不希望有人格的檢察官，對於在來所流出的汚毒，一槪洗淨，對於檢察事務的要諦，認真遵守，然後可保障人民的利益，又得保全檢察官的威信。

世界文化史大綱的著者威爾士H. G. Wells說：將來支配世界文化有三種力，一是書籍，一是學校，又一是報紙。不用說將來，便是現在的文化，所負於報紙者，亦可謂多且大矣！如大家認定報紙在今日的文化上有絕大勢力，一樣地，認定報紙在今日的文化上有絕大的功績。然而報紙在反面，却有絕大的罪惡，正如羅曼．羅蘭之所謂合人類之頭與獸類之身的，好壞參半的東西，這是我們不可不知道的。明白說一句，報紙旣可以做宣傳文化的器具，又可以做破壞文化的武器，旣可以做弱小者訴不平的機關，又可以做野心家或帝國主義者侵畧的先鋒，旣可藉以肅正風紀，又可藉以敗壞風紀。報紙壞到極處，便生出如王爾德（英人）的報紙非難論者。

然而我們應該知道，凡是一份報紙，沒有可以不靠讀者而存立的。所以如其讀者是聰明的，有識別好壞的能力的，換言之，如其讀者知道把壞報棄之而不閱，那末，那些壞報便無從逞其威了。然則報紙的好壞何以別之？第一，要報道公平確實，第二，要有啓發的精神，第三，要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大約有了這三種要素的，就可以說是好報，反是即其價值可想而知了。

我們每一想到臺灣的報界，便不得不為四百万同胞痛恨！臺灣人到現在還沒有受着報紙的利益，反而已受了報紙不淺的害毒。島內各種的御用報紙雜誌的言論，盡是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的教示，嘲罵，侮辱，以及宣傳一切有利於幾個野心家和於政府方便的事。人家的報紙是要報道事實的，啓發民眾的，代表大多數民意的，而臺灣的報紙竟全是要造謠的，蔽塞民智的，代表幾個野心家以及官憲之意的。然而臺灣的民眾却每月支了許多報錢，換來那些混脹胡塗報來侮辱自己，實在可謂太無謂了！我們島內同胞於不知不覺之間受了御用報紙的中毒不少，並且受其中毒的，也不只是臺灣人，當局如果長此以强權擁護這種壞報，不及早許我們臺灣人發報，在臺灣的同胞，是永不能自這種報紙的中毒拯救出來的吧！而臺灣的文化，將造成百鬼夜行的終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