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的植民政策，和獨帝的世界政策，皆是一種的帝國主義，然世界的思潮變遷後，這種思想，已經不許存在於現時代了。舊式的植民政策是征服的，支配的，軍國的，官僚的，專制的，皆以權力壓迫的方針，而奪取植民地的利權為目的，沒有以植民地人民為基礎，皆以本國本位而行種種的政策了。前獨帝在波蘭、西普魯西所行的強壓政策，使該地方的異民族惹起大反感，遂歸於失敗了。後來英佛的植民政策，亦鑑於此，大為改變，悔悟前的強壓政策是錯誤了。況且歐戰後民心自覺，思想突然一變，新時代所要求的植民政策，就是民眾的、互助的、文化的、平和的、自由的、人道的政策了。

植民地的人民，雖有種族和文化的差別，不能施一樣的政策，這是自然的，所以要施行適合其文化的程度，斟酌其民情，以人道的文化政策啟發之，才是文明國的使命了。過去舊式的植民政策皆反於是，無視植民地的個性，偏偏要以本國的利益做方針，表示征服者的態度行威壓，不欲以文化的啟發，使人民增進智識，恐後來自覺起來對政治上會生出不平，所以施行低級的實業教育，使其糊口奔忙，無暇於思索，一面對外標榜文化政策，以塞內外識者的非難，這樣稱為植民地老練的政治家了。雖然，施行這種愚民政策，但人是靈慧的動物，如受外界的刺激，良知良能自然會發露出來，不待啟發而自明悟了。於是讀了各國植民地的歷史，就會曉得初時是盲從，後來自覺救生不服，蹶起種種反對的運動了。如此豈不是舊式的植民政策，不根據人道的，所以政策不合植民地的人民的生活了。

然則人道的文化政策是甚麼？就是將世界的優秀的文化普及於殖民地，並且尊重植民地固有的文化，使植民地建設一種有調和的獨特的文化，適合於植民地人民的生活了。如此才可以增進植民地自己的福利，並且可以補助本國全體的利益。人道的共存共榮，並立並進，才能實現了。大義布四海也就是這個意味，根據王道，除去霸道的政策，始能確保本國和植民地永遠的平和增進全體的利益了。

新時代雖是變換了這樣，還有頭腦固定的一部植民地舊官僚，難得脫去舊思想，依然也是信舊式的官權萬能主義，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固陋思想，將自己的胡思亂想便就成了法文，強行於多數民眾了。人民的好惡全然是不問的，設使有一部分的識者出為反對或表示意見，便就看做叛逆一樣，大張壓迫的法網威嚇之，欲使民眾知道官權的利害，後來不敢再出那樣的事啦。像這樣舊思想家僅知權力，而不知權力不能支配人心，不過只在表面而已，結局是空費精神，反惹起種種的惡感，貽害於將來了。

於是新時代的植民政策，必要有正義人道的觀念在為政者的腦中，脫棄官尊民卑的階級思想，發揮人類愛的誠意，普及世界的文化，增進植民地人為目的，要虛心坦懷有廣徵民意的雅量，纔能施行適合民意的政策。調和本國人和植民地人的感情，互相裨補始能建設世界的大文化，貢獻全球的人類了。（劍）

世俗對這個罪的字，盡解釋為含有不名譽的意思，而對於在縲絏之中的人，多以刻薄的態度待之。然雖在縲絏之中，而非其罪的人，固也不少，所以對於一般在縲絏之中的人人，不可不問其動機和原因之如何，而輕以罪名加之。原來所謂罪的，範圍很廣，有破廉恥的罪，有非破廉恥罪的，蓋於社會上可卑鄙的，就不過是破廉恥的罪而已。非破廉恥罪，本非有絕對的心意義。有前世所謂罪而今世非罪的，有一方面人所謂罪而一方面人稱為功的，其見解由觀察者的地位和境遇等之如何自不相同。所以我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宜要慎重考究其動機和原因，才可免生出錯誤了。

我試舉正史上幾個的人物，來做個議論的證明罷！耶蘇，他是一個聖人，他的死怎麼樣呢？十字架上的酷刑，豈不是責他做個叛逆嗎？一個救主吃了這樣的虧，究竟果然是他的罪嗎？

蘇格拉抵，他也是一個的聖人，當時受了誤解，以他做個叛逆，被投入獄，受毒杯之刑。當時他的友人勸他逃走，他向友人說道，『我不曉的死是善也是惡，但是我曉的背反國法，而圖逃亡的是惡事，所以我擇生不如擇死。』終從容服毒而死，其死豈不亦慘嗎？然究竟是他的罪嗎？

杜爾斯泰，他是俄國的大宗教家，為要改革宗教，圖民眾的幸福，也被視為背教者，終受破門的宣告。如此的事實，在歷史上不計其數了！然其在縲絏之中，甚者受死之刑，皆非他們之罪，後人不但不敢鄙他，反崇之拜之，而做個萬世的師表。

而現在也不少其人，如印度的顏智，他是一個印度的先覺者，為一億同胞要求幸福起見，以無抵抗為主義，行種種的運動。由英政府看來，視他為一個叛逆，課他六年禁固錮的重刑，但是他的同胞們，待他如父如救世主一般。他的將入獄及在獄中時，他的同胞們對他所表的敬意，實非我們所能形容的。他雖在縲絏之中、囹圄之內，實非其罪。所以他的入獄，反刺激他們同胞加倍的覺悟，而更促他們的運動，日早一日成功了！

往時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察，也很慎重的。如當時對於公冶長的入獄，論語中有句，『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你看孔子對於公冶長的在縲絏之中，不但不敢蔑視其人格，竟以其子妻之。若說在縲絏之中，就全是罪人，為何孔子待他這等的重厚呢？孔子那肯將自己的愛兒嫁給他呢？蓋孔子是不承認他的行為為罪，而看他為有用的人，故辯護他說『非其罪也』。

至於我臺的同胞，對那個『在縲絏之中』一事，向來都看為一樣的恥辱，這個觀察法，未免過於糊塗。若是對於此事不分善惡，而單純斷為不名譽的罪人，則當時的耶蘇和今日的顏智們，那可得崇為救主，敬為志士呢？很盼望同胞們，跟著時勢的推移，並且溫故知新，常記論語中有『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的名句了！（醒）